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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兴亡百变物自闲，富贵一朝(yīzhāo)名不朽。细思(xìsī)物理坐叹息，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 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歌》的(de)最后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尽“小我”在大(dà)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(shīzhōng)的石鼓被网友视为“九大镇国之宝”之首，康有为这样提起它(tā)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(shígǔ)出土于唐初(tángchū)，地点在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北阪（今(jīn)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时艰，却绵延保存至今，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。 石鼓在(zài)唐代时关注者虽多（如虞世南、褚遂良(chǔsuìliáng)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瓘等），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(qiānzhì)长安保护(bǎohù)，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了(le)两百年后(hòu)，石鼓在宋代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了“靖康之变”，又流落到北京，被弃之荒野，却因(yīn)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(fù)“西迁”，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牵扯，留在了故宫。 如今，游客可在(zài)(zài)宁寿宫建筑群的珍宝馆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清单》，但(dàn)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有(yǒu)太多的谜：制于(zhìyú)何时？为什么要造它？为何如此珍贵？该怎样去欣赏？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，以及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藏明拓战国石鼓文册为什么制成鼓状(gǔzhuàng)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（李渊的年号）说(shuō)较佳。 唐书法家窦臮（音如寄，通暨）在《述书赋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，上(shàng)有篆文(zhuànwén)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：‘世咸言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(shǐ)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，即大篆）之迹(zhījì)，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的最早记录(jìlù)。 苏勖(sūxù)逝于唐武德年间，石鼓出土不会晚于此。 石鼓是10个刻有(kèyǒu)文字的鼓状花岗岩块，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(wénqián)两字，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(qiān)（音如千，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也、兮）、田车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(fēijiàn)）雨。 为什么制成鼓状？郭沫若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就是(jiùshì)游牧生活的(de)一种(yīzhǒng)反映。它象征的是天幕(tiānmù)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所谓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，石鼓造于秦襄公（？—前766年）时，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。 官波舟先生则认为，石鼓(shígǔ)应制于(yú)秦惠文王称王(wángchēngwáng)时，即前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(xuézhě)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”，但秦人祭礼独特，“祭天曰燔（音凡，意为烧）柴，祭地曰瘗薶（音毅埋(mái)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无石鼓记录，可见它应被埋起来，很难看到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造于秦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(yǐqiáng)，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做成鼓状，可能是图省事——石材来自附近(fùjìn)河滩，早被(bèi)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别的。 石鼓震撼唐代文人圈，“虞（世南(shìnán)）、褚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(rènwéi)原因有六： 一是甲骨文(jiǎgǔwén)、金文皆刀刻或(huò)铸造；石鼓文则有了笔意，呈现出书写味。 二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偏旁部首随意性强；石鼓文则偏旁部首固定(gùdìng)，规范严格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(zhōng)羼有象形字；石鼓文已线条化，蜕尽象形痕迹。 四是(sìshì)甲骨文、金文或圆或扁；石鼓文已接近方块字。 五是甲骨文、金文结体多变，或(huò)疏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(yánjǐn)，有了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或粗或细(xì)；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汉字发展史上，石鼓文(shígǔwén)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(tā)还是上古文学史的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《吾车》与《诗经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了(le)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(bǎoguì)资料(zīliào)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“重法(zhòngfǎ)”，后来开新者(kāixīnzhě)、复古者都能拿它当借口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认为：“历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丧，世复一世如鸟翔(rúniǎoxiáng)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 806年，韩愈上书，请求将石鼓移入太学珍藏，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(gē)》，痛斥陋儒当道，“方今太平日无事，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尚论列(lùnliè)，愿(yuàn)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，名臣郑余庆把石鼓(shígǔ)移到凤翔孔庙存放，出土近200年的石鼓终于有了遮风避雨(zhēfēngbìyǔ)处。 石鼓文赵明诚的(de)思路有点怪 唐末至宋初，中原战乱，石鼓遗失(yíshī)。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(chí)任凤翔知府时，找回9件石鼓，安置于府门庑下，“外以(wàiyǐ)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(zhàyuán)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仿刻(fǎngkè)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 此说不确，司马(sīmǎ)光说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(qīngbái)相承”，司马池为官清廉，且能力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(búshì)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。 苏轼(sūshì)科举成功后，首任期（三年）也在凤翔，趁机精研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，北宋时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，不可(bùkě)识者过半”，元代(yuándài)只剩386字，明清(míngqīng)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“钩”出657字，在所有版本中最多。 学者韩立平认为，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(jīliè)对立，而(ér)苏轼(sūshì)“读书万卷不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(xīnzhèng)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下令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(zhījūn)，打败了强劲的外敌(wàidí)，成为儒家寄情的最佳对象。 宋代富而(fùér)不强(bùqiáng)，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只会从故纸堆中找方案。 赵明诚便从石鼓中看出了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以前碑刻，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，如今世以为碓臼者，石性既坚顽难坏，又(yòu)不堪他用，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(yǐhòu)碑碣，石虽(suī)精好，然亦易剥缺(bōquē)，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(yǐwéi)，石鼓得以传承，因只用烂石材，无二次利用(lìyòng)价值，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，事事有理”。 此说(cǐshuō)无据，宋仁宗皇祐四年(nián)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”石鼓的拓片，知其尚在人间，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家族，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(wēnyì)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(zhǎodào)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削去，下半部则被掏成臼，用来舂米，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文字(wénzì)。可见，石鼓可以再利用。 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将石鼓调运至汴梁，藏在太学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(yòu)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，存于保和殿稽古阁，并在字(zì)口中(kǒuzhōng)填金，设围栏防护。 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占汴梁，石鼓(shígǔ)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北京，金人刮走了嵌入的(de)黄金，将石鼓遗弃(yíqì)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，刻意向金国(xiàngjīnguó)使节询问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诗》，末句感慨：“致主有心歌小雅，汗颜无术下(xià)登三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(zhōng)歌颂的(de)那样建功立业，却没才能达到更高境界。 金正隆(zhènglóng)三年(nián)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，幸(xìng)石鼓早被遗弃，官方亦不知它在何处，使它躲过了一劫(yījié)。元代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(dàxuéshì)虞集在泥草中发现石鼓，元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，迁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门下，此后600多年无播迁。 差点(chàdiǎn)没上“南迁”名单 明清时，石鼓成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(quánlì)垄断了相关操作。 据学者施安昌在《乾隆与石鼓文》一文中钩沉，乾隆从39岁到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(xiěshī)、制帖、办文会。39岁时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》，命(mìng)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一首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(huángdì)听政(tīngzhèng)的乾清宫。 73岁(suì)时，乾隆得石鼓文的元拓本，是当时所见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了(le)详细的校碑记录(jìlù)，并让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(zhí)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(yītào)放在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，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地扮演(bànyǎn)“述古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(zhòngdào)崇文”的形象。 1933年(nián)4月(yuè)19日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学者(xuézhě)彭海军钩沉，早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(xúbǐngchǎng)、马衡、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社会上不乏反对声，胡适、鲁迅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，可效欧洲，将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，期待(qīdài)日军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(yuánmíngyuán)、1900年八国联军(bāguóliánjūn)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(nánqiān)”，当时石鼓不属于故宫博物院，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……有一天，我忽然奉到院长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内(nèi)国子监将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，既重大(zhòngdà)又(yòu)困难的课题。” 它们(tāmen)是故事最多的石头 石鼓重，且“时间久远，石皮和(hé)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(fèngxì)，此一道工序(gōngxù)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(máshéng)扎紧，用厚绵纸裱糊，再用粗麻绳捆绑，外裹三四层(sānsìcéng)棉被，放入特制木箱，以稻草塞紧，致“每鼓重逾(yú)两吨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，共11大箱。 在迁移中，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(huǒzāi)等险，石鼓一路封闭，1937年12月到石鼓发现地宝鸡县，特意开箱(kāixiāng)启封，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(zhǎnshì)3天。 抗战(kàngzhàn)结束(jiéshù)后，文物回迁，遇两次车(chē)祸：一是在江津县广兴乡，方向盘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箱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”；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被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(jìngrán)无损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差点去台湾，因轮船超载，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(méi)上迁台名单，一是仅5家单位有(yǒu)资格派专家参与(cānyù)名单讨论，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 石鼓一直在南京仓库中，直到(zhídào)1950年初运回北京，当时国子监(guózǐjiàn)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，暂(zàn)放在故宫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，文物局决定，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(yīnxùn)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仍在国子监。 故宫石鼓馆在皇极殿东庑(wǔ)房，逛珍宝馆的(de)游客很容易忽略它(tā)，但那里有中国故事最多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，它们仍(réng)屹立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风雨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：沈沣） 来源：北京晚报·五色土(wǔsètǔ)